【求白居易名句及出处】白居易名句及出处

1、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赋得古原草送别》

2、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忆江南》

3、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

《卖炭翁》

4、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与元九书》

5、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长恨歌》

6、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长恨歌》

7、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情绵绵无绝期。

《长恨歌》

8、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放言五首（其三）》

9、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

《钱塘湖春行》

10、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钱塘湖春行》

11、弦凝指咽声停处，别有深情一万重。

《夜筝》

12、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

《暮江吟》

13、更待菊黄家酿熟，与君一醉一陶然。

《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

14、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

《买花》

15、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

《琵琶行》

16、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

《琵琶行》

17、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琵琶行》

18、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生。

《琵琶行》

19、银屏乍破水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

《琵琶行》

20、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

《琵琶行》

21、同时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琵琶行》

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

（白居易《琵琶行》）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白居易《琵琶行》）

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

（白居易《琵琶行》）

暮去朝来颜色故，门前冷落鞍马稀。

（白居易《琵琶行》）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唐·白居易《与元九书》）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唐·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

他喝酒时，有时是独酌。

如在苏州当刺史时，因公务繁忙，用酒来排遣，他是以一天酒醉来解除九天辛劳的。

他说：不要轻视一天的酒醉，这是为消除九天的疲劳。

如果没有九天的疲劳，怎么能治好州里的人民。

如果没有一天的酒醉，怎么能娱乐的的身心。

他是用酒来进行劳逸结合的。

更多的是同朋友合饮。

他在《同李十一醉忆元九》一诗中说；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当酒筹。

在《赠元稹》一诗中说：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

在《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一诗中说；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

在《同李十一醉忆元九》一诗中说：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白居易逝世时，时年75岁。

葬于龙门山。

他去世后，唐宣宗写诗悼念他说："缀玉连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

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

文章已满行人耳。

一度思卿一怆然。"

河南尹卢贞刻《醉吟先生传》于石，立于墓侧。

传说洛阳人和四方游客，知白居易生平嗜酒，所以前来拜墓，都用杯酒祭奠，墓前方丈宽的土地上常是湿漉漉的，没有干燥的时候.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极可注意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

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

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

”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

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

……俾辞赋合炯戒讽谕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

”（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谕，所以他主张：“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

”（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

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

”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

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

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

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

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

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

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

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己。

闲适诗和讽谕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

讽谕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

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

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

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

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

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

”（《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