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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邓小平文化统一战线思想的内涵

作者: | 发布时间:2022-05-12 16:50:06 | 浏览次数:

摘 要:邓小平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思想家,在他博大精深的思想中,不乏关于文化统一战线的精彩论述。本文以统一战线的要素为视角,探析邓小平的文化统一战线思想蕴藏的内涵。邓小平的文化统一战线思想是毛泽东统战思想的体现、继承和发展。深入探讨邓小平的文化统一战线思想,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有裨益。

关键词:邓小平;文化统一战线;要素;内涵

中图分类号:A8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6269(2010)01-0013-05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文化革命的统一战线”的概念。 毛泽东指出:“在中国,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同样,有一个统一战线。”[1]张闻天也曾提出“应该有各种各样的广泛的文化统一战线”[2]。在《邓小平文选》中,邓小平不仅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宣传教育部门应协同统战部门,进行文化统一战线工作”[3],“建立广泛的文化统一战线”[3]29,而且在许多篇目字里行间绽放着文化统一战线思想的光芒。邓小平所阐述的文化统一战线思想,深刻揭示了文化统一战线的内涵,是指导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强大思想武器。本文试从理想信念、主体核心、对象和手段这些要素来论述邓小平文化统一战线的内涵。

一、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是文化统一战线的理想信念

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对文化统一战线十分重视。邓小平的文化统一战线思想是与党在一定时期、一定阶段的总任务、总目标一致的,与国家、民族、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一致的。在邓小平看来,抗日战争时期,民主主义的文化应该是文化统战诸成员共同的文化理想。这一共同理想是抗日时期文化统一战线的主题,引领着文化统一战线前进的方向,对争取人心、凝聚力量具有重大的意义,显示了极大的包容性和亲和力。1941年,他对文化统一战线的阶级状况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都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势力,即抗日民主派,日寇、汉奸、亲日派,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共顽固派。这三种势力的斗争,也尖锐地表现在文化领域。”[3]22日本帝国主义为达到将中国变为殖民地的罪恶目的,在文化上推行奴化政策,推行“中日亲善”、“东亚新秩序”等奴化思想,灌输迷信、盲从、落后、诲淫诲盗等意识,其最终达到腐蚀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除此之外,一些中国人也在提倡适应帝国主义需要的买办文化。他们大力宣传封建专制和法西斯文化,欲使中国变成无声的文化沙漠。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提出了“这种买办性的封建主义旧文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政策起了帮助的作用,对民族前途危害至大,我们是坚决反对的”[3]23-24。他响亮地提出了文化统一战线要“加强对敌的文化斗争”[3]25。邓小平意识到文化统一战线可以唤起全社会的民族感和爱国情,文化界人士要以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为目的,这样,文化统一战线才具有感召力和凝聚力。他强调指出:“在文化上主张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华民族解放的文化”[3]24,“加强民族的爱国的宣传教育”[3]25。邓小平放眼整个中华民族,以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为旗帜,强调文化统一战线的大联合。广大文化工作者为了实现中华民族解放这一理想,把自己的命运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建国前期,邓小平坚持文化统一战线的思想。这时期邓小平所阐述的文化统一战线主要是引导文化界人士走社会主义道路。1950年,邓小平在西南局城市工作会议上提出:“争取知识分子”,“组织、教育青年学生和团结文化教育界,管好学校教育工作,动员知识分子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斗争”[3]174。1951年,他在西南局第一次统一战线工作会议上指出:“大量的非党文化人士、教师、医师、技术人员等等,要对他们都要很好地团结、教育,同他们一道走到社会主义”[3]188。这些阐述反映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是邓小平文化统一战线的目标,也反映了文化界人士的共同心声。

拨乱反正时期,针对“四人帮”对人们思想的扭曲,邓小平号召文艺工作者认识到其危害性,要“团结起来,抵制、谴责和反对这些错误倾向”[4]。同时,他提出“文艺工作者,要同教育工作者、理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政治工作者以及其他同志相互合作,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同各种妨碍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习惯进行长期的、有效的斗争”[4]209。只有文化界人士联合起来组成坚固的长城,才能更有效地抵制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各种错误思想。

进入新时期,邓小平对文化统一战线的重要性认识越来越深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思想文化虽然是主体,但是封建思想文化残余仍然存在,资本主义思想文化也在不断渗透进来。先进、健康、文明的主体文化与落后、腐朽、愚昧的文化残余同时并存、相互斗争,争夺思想文化阵地。面对种种复杂的情况,邓小平站在发展的高度,践行着文化统一战线思想。他指出:“为了实现安定团结,宣传、教育、理论、文艺部门的同志们,要从各方面努力。”[4]255他坚定地提出,必须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工作”和“资本主义腐化的思想”[4]338。可见,邓小平一直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文化统一战线。邓小平高度赞扬了文化界人士是“人类灵魂工程师”,应当“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旗帜”,“为伟大壮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英勇奋斗”[5]。这一共同理想集中反映了文化界人士的共同利益,也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社会主义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文化思想的主旋律。另外,中华儿女自古就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爱国主义在当代中国仍然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

纵观历史长河,邓小平的文化统一战线思想是引导文化界人士以人们的共同利益为基础而结成联盟,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是邓小平文化统一战线不竭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

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文化统一战线的主体和核心

邓小平关于文化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邓小平认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离不开共产党的领导,同样,文化工作、文化界统一战线工作,也离不开共产党的领导,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是建立、巩固和发展文化界统一战线的根本保证。同时,他还具体提出了党对文化界领导的基本要求。

在领导的目标和方向上,邓小平提出要加强文化工作者在文化方面的修养和政治学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培养出自己的文化干部,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文化新军,锻炼出一支坚强的革命文化队伍,有力地去配合当时的革命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早在1941年,邓小平就提出:“要使宣传员成为文化教育的得力干部,使宣传对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锋军。宣传队是培养干部的学校。不仅要培养文化工作的干部,还要培养政治工作的干部。”[3]29邓小平的主张是在党的领导下,在文化界培养干部,加强文化队伍建设,以便协助党繁荣发展进步的革命的文化事业,正确执行党的各项文化方针、政策。1954年,他在政务院政务会议讨论教育工作时再次提出“办好学校,培养干部”,主张“应该主要靠自己培养干部”[3]209。

在领导方法上,为了保证党对文化界领导的有效实现,邓小平反复强调必须依靠党员用自己的知识、品德、才能、榜样力量等去实施领导,把文化界人士团结吸引在党的周围,为党的事业而共同奋斗。在西南局新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十分强调,“办好报纸的前提在领导”,否则,“报纸就没有力量,容易成为‘有闻必录’”。他表示“要领导同志亲自写”,“逐步解决领导机关、领导同志运用报纸、领导报纸的问题”[3]146。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邓小平指出学校党委的领导同志,应该是专业人员,“至少是懂得教育的有管理学校专长的专业人员”[4]263。邓小平认为,要为杰出人才的涌现、成长创造条件,始终把保持领导力量的先进、正确、有力作为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环节,领导者要身体力行,才能更好地团结和组织文化界的同志。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他指出:“善于发现人才,团结人才,使用人才,是领导者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 。”[5]109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议上,他代表中央和各级党委作自我批评,检讨对于思想理论工作的领导方法不对,与时俱进地提出:“我们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大党,我们自己不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按照实践的发展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前进,我们的工作还能够做得好吗?”[4]181

另外,邓小平认为党对文化界的领导就是应该为文化界服务,能影响和带动这些工作者对事业开拓进取,能最大限度满足他们的合理利益需求,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实现文化统战工作的团结和联合。他认为,党员用自己的的模范行动去影响、号召文化界人士,要比单纯运用权力因素的命令指示等强制手段更为有效,更为人们所乐于接受。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提出,党员作家要“以自己的创作成就起模范作用,团结和吸引广大文化工作者一道前进”。因此,他强调“各级党委都要领导好文艺工作”,“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提倡“领导者同文艺工作者平等地交换意见”[4]213。在他看来,实现党的领导的有效途径之一是要进行思想政治工作。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讲到:“各级党委和学校的党组织,应该热情地关心和帮助教师思想政治上的进步。”[4]109“各级党政负责同志,要经常深入学校,倾听广大师生的意见和呼声,为他们排忧解难”[5]121。邓小平认为,党的领导过程实际也是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什么叫领导?领导就是服务。”[5]121邓小平这一理论概括,科学地揭示了党的领导的本质。

在领导政策上,邓小平认为要实现党对文化界的领导,必须始终警惕各种否定党的领导的思潮和行为的危害,旗帜鲜明作斗争。在新时期,文化界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反动势力不断与我们党争夺对文化界的领导权;党内滋生的各种不良习气不断影响党对文化界领导能力的提高。为了有效应对这些挑战,邓小平再三强调文化工作者“在政治上要爱国,爱社会主义,接受党的领导”[4]41。他郑重地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的主要负责人一定要重视理论界文艺界以及整个思想战线的情况、问题和工作”[4]45,“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克服软弱涣散的状态”[4]47。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邓小平指出:“党委的领导,主要是政治上的领导,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4]98,同时,“不能事事都由党委来办”[4]97。这些论述充分表明了他高度的原则性和领导方法的辩证性和科学性。

邓小平的这些论述和实践启示我们,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能贯彻党的文化方针;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团结不了文化界人士,实现安定团结的局面;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培养不出合格的文化界的建设人才,这是不言而喻的客观真理。邓小平以他卓越非凡的领导才能,创造性地提出了党对文化界领导的途径、方向和政策,对于加强和改进党对文化界的领导,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文化界人士乃至不同阶层、阶级的联盟是文化统一战线的对象

抗日战争时期,文化统一战线中存在着不同的阶级意识形态,也有各自的学说派别和思想流派。邓小平的文化统一战线工作突破了意识形态的界限,他提出既要“与人民达成一片,同人民建立血肉不可分离的关系”,又要“尽一切可能供给友军以文化食粮”,使宣传工作“流传到华侨中去,传播到大后方”[3]25-26,同时“要与地方文化工作者、小学教员等取得联系”[3]29。从这些论述中,我们清楚地看到,邓小平的文化统一战线是真正体现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而组成的广泛的统一战线。

建国以后,邓小平对文化统一战线较多关注的是知识分子问题。建国初期,邓小平在西南工作时,有相当一部分教师都被划成了地主,因为他们在农村往往有一些田地租给别人耕种。邓小平知道此事后,从党和人民的利益以及有利于统一战线的角度出发,明确指出这些教师的成分不能划为地主,并进一步强调指出有些同志“在农村工作中,拒绝与开明绅士、知识分子合作,这些倾向都大大妨碍了党的任务的贯彻执行”[3]155。这些都有利于最大限度地把文化界人士的力量集中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

拨乱反正时期,邓小平义正词严地批判了“四人帮” 在教育战线搞的“两个估计”。他说:“‘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4]67“‘四人帮’把今天我们社会里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歪曲成为阶级对立,正是为了打击迫害知识分子,破坏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联盟”[4]89。他充分肯定了知识分子在十七年中的成绩,认为教育战线十七年的工作“主导方面是红线”[4]49。他指出,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事体力劳动的,从事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5]89。他提议:“把知识分子团结起来,要有制度。统战部要研究,要管,要综合反映这方面的情况,反映全貌。”“单靠政治不行,还要有物质,讲按劳分配。”[6]这些不仅深化了对文化统一战线的认识和对知识分子的统战策略,而且考虑到了知识分子的利益,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邓小平在1979 年9 月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也有统一战线”,“统一战线的对象,清楚得很,顾名思义,是把一切能够联合的都联合起来,范围以宽为宜,宽有利,不是窄有利”[6]158。邓小平的这一论断,是对新的历史条件下统一战线本质认识的升华。

民主党派、华侨和海外同胞中荟萃了众多的知识分子,这些党外知识分子文化层次高,社会影响大,与他们的联合,可以壮大文化统一战线队伍,拓展文化统战工作领域,也能丰富其文化内涵。非党知识分子应该享受公正的政治待遇;对于犯过错误的甚至是受到资本主义思想影响比较深的,邓小平提出“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也要团结教育,发挥他们的专长,尊重他们的劳动”[4]93。邓小平建议对这些知识分子工作上放手使用,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生活上关心照顾,改善他们的条件,减少后顾之忧,集中精力搞好本职工作。同时,他认为,中国的文化建设要更广泛地得到海外知识分子以及世界知识分子的关注和支持,提出“希望海外亲人和朋友提供更多的知识和劳动”[7]。他倡导文艺工作者“要更加团结壮大”,“一切社会主义的和爱国的文艺工作者,一切维护祖国统一的文艺工作者,都要更好地互相帮助、互相学习”[4]212他要求科技队伍“把力量统一地合理地组织起来”,要有“统一规划,统一调度,统一安排,统一指导协作”[4]52,鼓舞和动员他们“以革命的精神,和衷共济,大力协同,努力攻克科学堡垒,攀登科学高峰”[4]99。

文化统一战线的扩大、深入还是缩小、取消,将决定着文化事业的进退和兴衰。正是基于对建立和发展文化统一战线的深刻认识,邓小平积极地做好文化界人士的团结工作,不遗余力地倡导、部署文化统战工作,使文化统一战线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

四、以文化为契合点,进行各种文化工作是文化统一战线的特点

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植根于中华文化的深厚土壤里,是维系中国人民的心理纽带和精神支撑。因此,文化统一战线要有文化因素渗透其中,用文化宣传作为统一战线的手段,这是文化统一战线的特点。

在抗日大背景下,在全国抗日热潮的推动下,邓小平号召一切进步的爱国知识分子在爱国的洪流中,开展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用文化作为手段结成文化统一战线。邓小平对文化统一战线有一个通俗的解释:“我们红军每一个战士都要使用两杆枪,除你手上的武器外,还要掌握宣传武器,要做到既是一个战斗员,又是一个宣传员,作战时要一面打敌人,一面瓦解敌人。”[8]“文化宣传工作与当前的形式配合起来,成为打击敌人的有利武器。”[3]26这些论述体现了文化宣传作为武器是相对与武力武器而言的,要让群众掌握文化武器,使两种武器交相互用的卓越思想。怎样促发文化界的抗战激情,形成广大的抗日文化大军,大大增强中华民族的抗战力量?邓小平一直在思考用文化为契合点,去推动抗日文化运动向纵深发展。邓小平提倡文化工作者“大大地加强对外宣传工作。要通过文艺作品、报告文学、新闻通讯、摄影、绘画等,把我们真实的战斗生活反映到国际上去,流传到华侨中去,传播到大后方去”[3]26,认为文化工作要担负起团结、教育这种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历史使命,使抗战文化不仅有反对日本侵略的文化品性,而且也有要求民主的文化要求。他要求文化统一战线要“深入到群众中去,真正做到大众化”[3]28,主张文化统一战线是用文学、艺术等文化作为手段,挖掘其内涵特质,影响感召统战成员。他指出:“广泛使用一切宣传武器(宣传队,剧团,部队指战员的宣传,政府出布告,开小会,开座谈会,演讲会,画展等等),宣传我们的政策主张”[3]128。这些无不体现了邓小平文化统一战线中文化宣传手段的灵活多样和凝聚功能。

邓小平的文化统一战线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为艺术而艺术的文人集团,而是通过时代的变化,用新的文化艺术感召力,教育、熏陶、影响人民,给他们以真、善、美的精神财富,实现文化的整合,把革命和建设事业推向前进。1956年,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报告》中郑重地提出“反对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夸大领导者的作用”[3]235。1957年,邓小平无不担忧地认识到,我们的国家还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还面临着很多困难,所以文艺宣传“切不可过分夸张自己的成就,切不可把我们的事情说得太美满了”,“把我们的国家描绘得是如何漂亮,好象现在什么困难也没有了,剩下的就是享福了”[3]268。这对当时文化宣传工作中出现的浮夸风无疑是一帖及时的清醒剂。邓小平反对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但是提出了“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4]256。他认为,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同时,仍然要顾全安定团结的大局,“报刊、广播、电视都要把促进安定团结,提高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作为自己的一项经常性的、基本的任务”[4]255。他提出“思想文化界要多出好的精神产品,要坚决抵制坏产品的生产、进口和流传”[5]145。对于那种通过不同渠道运进的道德败坏的照片、影片、书刊等,邓小平要求各级组织“采取有效的措施,予以查禁、销毁,坚决不允许继续流入”[4]338。

针对“四人帮”在文化思想界的捣乱,邓小平指出,文化工作要根据时代的变化,用新的内容填补文化内涵,才能更好地教育和团结文化界乃至全国人民。邓小平呼吁思想理论战线的同志们,“写出并印出一批有新内容、新思想、新语言的有分量的论文、书籍、读本、教科书来”[4]180,来填补人民思想文化的混乱和空白。他强调,思想理论工作者工作要竭力避免骄傲自满、固步自封的毛病,要“承认落后才能克服落后”[4]181。文化的发展与时代的发展相一致是邓小平文化统一战线思想的直接体现,同时他也点明了文化统一战线的主旨,即“思想理论工作者对形势、任务、党的方针政策和自己的工作的认识提高一步,更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并且通过你们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把全国各族人民更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4]184。

综上所述,邓小平文化统一战线思想的内涵就是不同的历史时期,为了实现共同的理想,以共同的利益为基础,通过共产党的领导,以文化为手段,所实现的文化界人士乃至不同阶层、阶级之间的广泛的大联合。邓小平的文化统一战线思想,是新时期文化统一战线的光辉指南。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99.

[2] 张闻天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53.

[3] 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5.

[4]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11.

[5]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0.

[6] 邓小平论统一战线[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159.

[7] 新时期统一战线文献选编[M].北京:中央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419.

[8] 宗峻.邓小平的历程:上册[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4:62.

责任编辑:罗振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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