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版本流传和文本重建论《乐记》的成书

文章也留有余地，一方面承认《艺文志》中的《乐记》二十三篇与《王禹记》二十四篇的“不同”，只是传本篇数和部分文字的出入而已，［2］但另一方面又几乎将《乐记》全部置于公孙尼子名下加以讨论，给人造成《乐记》的实际作者乃是公孙尼子的强烈印象。郭沫若以后，杜国庠、杨荫柳、杨公冀、董健、冯吉轩、周来祥、金钟、吕骥等学者则更进一步，多认为现存《乐记》与献王无关，而是公孙尼子所作。其中吕骥持公孙尼子说最为坚决和彻底，他在《关于公孙尼子和〈乐记〉作者考》一文中说：

最重要的， 我以为他们（持刘德作《乐记》学者）似乎有意不提， 或者不愿读者知道《汉书•艺文志》还有另外的一段记录。就在这段话之前， 明明有这样几句话，现全录：“乐记二十三篇，王禹记二十四篇，……”这样的记载难道不清楚么?《乐记》二十三篇， 排在前面，为了与前面《乐记》相区别，将另一种与乐有关的书《王禹记》二十四篇列于其后，最后说：“凡乐六家，一百六十五篇。”最清楚不过，《乐记》是一家，《王禹记》是一家。我以为史学家班固这样写是经过思考的，不是任意乱写的。如果不看这个记载，我们是不容易搞清楚谁是谁非，看过这个记载， 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乐记》既不是河间献王刘德领一班儒生所编撰的，也不是王定所传的；而王禹所记的二十四篇，大概也就是河间献王刘德所编撰的，不过并不是刘德的著作，也不是他写定的，所以《汉书•艺文志》写作《王禹记》二十四篇。班固并不是没有看到河间献王的著作，在儒家著作目录中，除了记明《公孙尼子》二十八篇之外，后面还记下了《河间献王对上下三雍宫》三篇。如果关于乐的二十四篇文论确是刘德所记、所编，班固决不会把这笔帐记在王禹名下。……公孙尼子的《乐记》和王禹记乐事的书性质根本不同。《乐记》不可能是刘德所写。［3］

对于吕骥等人的观点，力主今本《乐记》为献王所作的蔡仲德给予了回应。蔡仲德认为，按《汉书•艺文志》体例：1）“《乐记》二十三篇，《王禹记》二十四篇”的著录方式，如果指作者不同的两种《乐记》，按《艺文志》其他各类体例，前者应写明作者“刘德记”或“刘德乐记”，《艺文志》没有这样写，而且还称后者为“王禹记”，更说明这里只有传本之异，不存在作者之别。将之与《艺文志》著录《论语》、《孝经》方式相比较，《艺文志》中《论语》类所著录的有《论语古》二十一篇、《齐》二十篇、《鲁》二十篇，孝经类所著录的有《孝经古孔氏》一篇、《孝经》一篇，二者都是一书的不同传本；又《论语》类只称《论语古》二十一篇为“论语”，而对《齐论语》则只称“齐”，对《鲁论语》则只称“鲁”，其体例正可作为“与禹不同”不是作者之别而是传本之异的旁证。2）《艺文志》著录《论语》类书后说：“凡《论语》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即将《论语古》二十一篇、《齐》二十三篇、《鲁》二十篇各算成一家，这又足以说明尽管“《乐记》是一家，《王禹记》是另一家”，“与禹不同”也仍然是传本的不同，而不是作者的不同。3）《汉书•艺文志》并无公孙尼子作《乐记》或《乐记》取自《公孙尼子》的记载，《乐记》二十三篇之下不注明作者，读者怎么可能想到它是“在总数二十八篇”之内，它的作者是“七十子弟子”或“公孙尼子”？显然，如果《乐记》作者真是公孙尼子，这个“重复”是决不可“免”的。4）《艺文志》对所有著作，凡作者、传者已知者，均在所录书名上下或在每类著录后的短文中予以注明，无一例外。根据这一体例便可断言，既然“《乐记》二十三篇”之上并无“公孙尼子”四字，之下又未注明“七十子弟子”，乐类后边的短文也无公孙尼子作《乐记》之说，《乐记》便不可能是公孙尼子所作。这里只提刘德作《乐记》，未提别的作者，如从整体理解这段文字，而不割裂文意、断章取义，自应得出这一结论。据此，《乐记》作者便只能是河间献王，而不可能是公孙尼子。总之，蔡仲德通过对《汉书•艺文志》体例分析，有力地说明了《刘向》所校《乐记》实河间所作《乐记》，“与禹不同”只是版本、卷数的不同。［4］